【碎片拼凑起的回忆03】香厂路忆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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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外城虎坊路以东、珠市口西大街以南、永安路以北、留学路以西的一大片区域内，分布着腊竹胡同、小腊竹胡同、阡儿胡同、大川胡同、万明路、香厂路、仁民路、华仁路、华严路、大保吉巷、小保吉巷、仁寿路、板章路、板章胡同等诸多的街巷。尤其是香厂路、万明路、仁民路、仁寿路、板章路等街巷，在清末民初时期，曾经是北京最繁华最热闹的“新市区”。时至今日，这里的建筑还隐现着曾经有过的辉煌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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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区”曾有北京最早的交通警-察岗和电灯柱
　　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畿人民饱受涂炭。从西安躲避战乱的慈禧太后回銮北京之后，为缓和国内日益尖锐的矛盾，迫使她不得不开始考虑了解和接近西方，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其中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明令各省开办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同时鼓励发展工商业，筹办工厂，开展市政建设。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拓修正阳门至永定门一段马路，除原有石道外，更换成碎石路面。北洋政府建立后，“新政”的一些内容继续得到了实施。1914年成立京都市政公所，开辟“模范市区”，又叫“新市区”。《京都市政汇览》记载：“……公所因之益觉模范市区难置缓图。当查看香厂地区虽偏处西南，而自前朝之季已为新政游观之区，一时士女姘集，较之厂甸或因过之，且可验位置之适宜，人心之趋向，遂于民国三年悉之计划着手进行。”在这种情况下，香厂一带的空地和胡同，就成为开发“新市区”的落脚点。在这一地区先后开辟纵横经纬十四条马路，将土地招商投标承租，一时租地盖房者甚为踊跃，建筑了很多西式楼房，并在万明路与香厂路交叉路口——园盘中心，设立北京最早的交通警察岗和电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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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年间，香厂一带地势低洼，沟塘遍布。在香厂一带的中心地段，是一个巨大的水泡子。水泡子周围多有做皮毛、漂染生意的作坊，这些作坊流出的废水，全都排入了水泡子中。每至夏季，水泡子蚊蝇成堆，臭气熏天，空气中弥漫着晾晒皮毛的腥臭，路人无不掩鼻急匆而过。张江裁先生在他的《次溪野录》中对香厂有过准确的描述：“香厂在天桥之西，民国以后的人，就不懂得什么叫香厂。街巷屡由变更，前门大街以西，早已没有这个香厂名称了。四十年前，所谓香厂，其界地亦甚混合，由天桥以西，牛血胡同以南(今改为留学路)，凡空地未经盖房者，大概其全叫香厂。当初是否有制造香料的厂子，设于附近，无从考察。只知道该处臭气冲天，跟金鱼池迤西一样。外城旧例，凡空地必蓄死水，附近之居民，或是熟皮子，或是开染坊，利用死水坑子，以营其业，名曰香厂，实则臭的难闻。”
　　自清以来，每年正月初一在海王村厂甸琉璃窑旧址的空地上，都举行大规模庙会活动。每当此时，人头涌动，熙熙攘攘，盛况空前，场面壮观。老百姓把参与这种活动叫做“逛厂甸”。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因开始修筑南北新华街道路，将明沟改砌成暗沟，并在沟西扩建高等师范学堂、沟东新建五城中学堂，于宣统元年(1909年)，当局将一年一度的厂甸庙会，暂时迁移到香厂一带的空旷隙地举行。经过填壑整地，清除垃圾，庙会在香厂一带连续三年如期举行。庙会结束后，还存留不少摊商与伶人支搭的寮棚，经商唱戏，使寂静空廖的香厂地区，初显市容之景，给后来的市政当局开发香厂地区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万明路上万明寺与罗聘的《鬼趣图》
　　万明路在珠市口西大街以南，永安路以北，呈南北走向。东与华严路、香厂路、仁民路、大保吉巷相交。西与香厂路、齐胜巷相交，长300多米，北口与陕西巷隔珠市口西大街相望。
　　万明路的名称，来源于此街北口路西有座万明寺。该寺的前身是建于元代的水浙庵。明朝万历年间在水浙庵的遗址上扩建修成万明寺。《光绪顺天府志·寺观一》载：“万明寺，元水浙庵也，在香厂。元水浙庵故址，明万历重修时改今名。本朝康熙年间，都司谷之麟重建，殿宇颇崇丽，称巨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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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坛庙，多是游历的文人墨客栖身之所，万明寺亦是如此。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扬州八怪”之一的画家罗聘，从南方到京城游历，在万明寺居住一年多的时间里，看到种种人态似鬼态、人趣若鬼趣的世间相，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留下了对后世画坛影响深远的《鬼趣图》。
　　罗聘(1733～1799年)清代画家，字遯夫，号两峰。他在万明寺居住期间，通过结识了钱载、翁方纲、钱大昕、纪晓岚等名重一时的显贵和一流学者后，使他的《鬼趣图》在京师画坛名声大噪。
　　《鬼趣图》一共八幅，每幅画面构图奇异，光怪陆离，亦真亦幻，趣味天成。罗聘在技法和主题巧妙的结合中体现了鬼灵、鬼气和鬼趣，画中表现了他匠心独具的画风和精湛的艺术感染力。纪晓岚曾评价罗聘说：“扬州罗两峰，目能视鬼，曰：凡有人处皆有鬼，其横亡厉鬼，多年沉滞者，率在幽房空室中，是不可近，近则为害。所画有《鬼趣图》颇疑其以意造作。”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秋天，罗聘画了一幅《归帆图》，答谢钱载、翁方纲、钱大昕、纪晓岚等人，表示要回归故里。钱载、翁方纲、钱大昕、纪晓岚等数十人在陶然亭设宴赋诗，送别一介布衣画家罗聘。古老寺庙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古老地名的传说。
　　新丰楼程砚秋收徒张大千杨婉君牵手
　　万明路从北到南东西两侧修建的多幢西洋式二层建筑，是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招商引资，推行现代城市规划“新市区”的重要建筑遗存，大多是由外国建筑师设计的商住楼。这些楼都是二层砖木结构，平券门窗多加壁柱。上为木桁架仰合瓦顶，前加檐口女儿墙。楼梯在店内，底层为商店，二层为辅助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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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明路北口路西的商住楼平面呈凹型，临街二层又挑出了阳台，阳台下涡牛（？请查）腿呈倒梯形，线脚细致，上面的图形富有西洋韵律的变化，呈现出那时的建筑特点。这组建筑的最北端曾是京城“八大楼”之一的新丰楼饭庄。新丰楼饭庄以经营“油爆肚丝”、“饽饽烤鸭”、“杏仁元宵”和“素面汤”驰名京师，是清末民初有名的新式山东菜馆。它的“干蒸点”、“面糟呈鸭肝”、“乌鱼蛋”、“油淋鸡”、“糟蒸鸭子”等素负盛名。特别是它的“白菜烧紫鲍”堪称京城里的一绝：操作时选用优质的小紫鲍，旺蒸煮后，打成花衣刀，选用白菜心，用吊汤扒制而成。味香菜鲜颜色亮，口感嫩润，别有风味。1934年10月26日，陈丽芳经孔缀庵先生介绍，在新丰楼饭庄拜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为师，在梨园界传为佳话。陈丽芳，京剧旦角演员，为光绪年间四喜班老生演员陈福胜之子。他幼时入朱幼芬福清社学戏，因扮相俊美，嗓音亮丽曾多次与马连良、奚啸伯、杨小楼合作，是当时有名的演员。拜师后先后学习了《金锁记》《贺后骂殿》等剧目，上世纪40年代中期和四大须生之一的奚啸伯合拍京剧艺术片《四郎探母》而轰动一时。解放后，在中国戏曲学校担任程派戏的教学工作，后因病于1957年逝世，年仅46岁。
　　1935年11月，国画大师张大千和说书艺人杨婉君的婚礼，也曾在新丰楼饭庄举行。婚礼隆重气派，许多社会名流参加了婚宴。婚后，杨婉君陪张大千西去敦煌古洞临摹壁画。1948年张大千赴印度讲学，后赴台湾，杨婉君独身寄宿好友家中，从此天各一方。解放后，杨婉君将凝结张大千近三年心血、临摹敦煌的260幅画作，无偿捐献给国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赞誉。
　　上世纪20年代，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的鲁迅先生，也常常光顾新丰楼饭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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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明路上小小汽车行曾是出租行业领头羊
　　相邻新丰楼饭庄之南，不远路东的是小小汽车行。说起小小汽车行，当时在京城里十分有名，它的业务遍及京城的各个角落。由于是小车客运为主和北近“八-大-胡同”，南邻东方饭店、新世界商场、城南游艺园的特殊地理位置，因而生意十分火爆。
　　上世纪20年代汽车是个时髦玩意儿，乘坐者大都具有一定的身份和官位，所以四九城的达官显贵经常与之往来，电话预约，按照用车的时间长短计费，而小小汽车行的业务与今天“出租汽车”的意义更为接近。
　　由于京都市政公所在“新市区”规划和修宽了马路，适宜汽车行业的发展，使万明路东西两侧从北向南先后又开了多家汽车行，有福昌汽车行、保安汽车行、大生汽车行、天利汽车行、大成汽车行，加上香厂路的恒通汽车行、大中汽车行、燕美汽车行、王记汽车行等与万明路南部东西两侧的汽车修理店铺和阡儿胡同店铺林立的汽车配件商店，形成一条龙的配套服务，构成了汽车行业的庞大体系，使这一地区的汽车租赁业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那时外城的汽车行要多于内城，而外城的汽车行又集中在万明路、香厂路一带。今天我们从一些遗存建筑物的外墙上，还能看到那时留下的广告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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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饭店故事多高手云集棋茶社
　　万明路西侧，与新丰楼、万明女子补习学校隔巷相邻的是东方饭店。东方饭店始建于1917年8月，1918年2月落成开业。位置在万明路与香厂路相交路口的西北角，与最热闹的新世界商场隔街相邻。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蔡元培、胡适、邵飘萍、张大千、鲁迅等人都曾在此居住过。在东方饭店开业之前，京城已有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建成营业，但后两者均是外国人投资管理的，唯独东方饭店是国人投资管理。它的初期规模、市场定位、经营方针和策略，是由担任经理的浙江鄞县人邱润初一手策划完成，这在当时无疑是个首创。
　　汉字注音字母的发明，是我国文字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飞跃，它的发明过程与东方饭店有关。1918年冬，钱玄同邀请黎锦熙、赵元任、刘半农等人在新建成不久的东方饭店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进行研究工作，终于发明了以国际通用的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方案。后经北洋政府形成议案决定公布实施。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断改进，使有几千年文字史的中国，从此有了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汉字读音字母化。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谈到现在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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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3月的一天，当时的中华民国参议院议长吴景濂，晚上在东方饭店打牌时，要求饭店垫付陪同打牌小姐的赏钱，饭店拒绝了吴景濂的无理要求。吴景濂恼羞成怒，竟指使随从殴打伙计、砸毁陈设，口出狂言要查封饭店，后竟拂袖而去。吴景濂身居高位，是当时政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的恶劣行径引起饭店员工的极大愤慨。当时的东方饭店经理邱润初，不畏恶势力的权贵，通过媒体报道事情发生的真相，一时在北京街头巷尾传得沸沸扬扬，东方饭店受到社会舆论和民众的支持，一致声讨吴景濂的恶劣行径。在强大的社会声势面前，权倾一时的吴议长，不得不灰溜溜地向东方饭店赔礼道歉，并赔偿所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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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夏天，在东方饭店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1928年5月，统治-北京的军阀张-作-霖败退关外，在辽宁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国民党的将领白崇禧代表国民府在东方饭店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了北洋政府垮台、北伐革M胜利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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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20年代末，北京的象棋茶馆、棋摊多如牛毛，棋风甚盛，在东方饭店临街房屋开张了一家名叫启新的棋茶馆。由于是租用饭店的房屋，窗户高大，光线充足，人们俗称“大玻璃”棋茶馆。在“大玻璃”棋茶馆里经常坐满了嗜棋之人，品茗对弈。　　“大玻璃”棋茶馆常常聚集一大批北京棋坛高手，侯玉山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侯玉山，字凤友，北京顺义人。少年随父进京学徒，嗜棋成癖。常向前辈棋手那健庭问艺，形成了刚健柔韧、细腻善变的棋风。18岁时侯玉山棋艺日臻成熟，在南城一带小有名气。1931年，侯玉山在那健庭的支持下，在“大玻璃”棋茶馆搞了一次象棋攻擂赛，胜者可得金戒指一枚。随后不久，那健庭搞了一次“涮羊肉”象棋赛。两次棋赛，使“大玻璃”棋茶馆声名远播。随着七七事变，日寇入侵北京，“大玻璃”棋茶馆也就关张了。　　（摘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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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市口”趣闻

      珠市口大街在清代叫做“猪市口”，是专门从事生猪交易的市场。传说，因为皇帝每次出巡或去天坛先农坛祭祀要从这里经过，生猪市场的气味让皇帝无法忍受，因此皇帝下了道旨意，将生猪市场移到了东四地区，有了猪市大街。移走市场之后，皇帝觉得“猪市口”这个名字不雅，才采取同音换字的方法，改为现在的“珠市口”。别看名字不雅，在清朝却在这条街上却住着一位大名人，那就是乾隆年间的当朝一品大臣纪晓岚纪大才子。有一年，乾隆皇帝和他打趣对对子。乾隆指着桌子上的两盘豆子，出了句“两碟豆”命纪晓岚对下句。纪晓岗不假思索地对“一瓯油”。乾隆随即改口说：“我说的是‘两蝶斗’，两只蝴蝶在一起争斗。”纪晓岚机敏地说：“我对的是‘一鸥游’，一只鸥鸟在水中游。”乾隆便又出难题，说着跷起脚来，要纪晓岚以他的脚为题，说出一个字。这既要符合乾隆的身份，又不能露出“脚丫子”等字眼。纪晓岚马上联想到自己住的“猪市口”地名，猪的脚称“蹄”，“蹄”由“足”和“帝”组成，这不正是皇帝的脚吗？于是，他便答道这个字是“蹄”。乾隆一听勃然大怒，纪晓岚一解释，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这只是一个传说，其实东城的东四西大街在明代就是内城的生猪市场，而前门外的珠市口在明代是外城的生猪屠宰市场，那时候杀猪是要收税的，私自杀猪是犯罪，所以有杀猪市场。
传说归传说，纪晓岚北京故居在虎坊桥东北角，也就是珠市口西街西口，却是确有其事，老房子保留至今已经有240多年了，纪晓岚本人在此居住了38年1958年纪晓岚的后人还在此居住，在珠市口西南角绸布店里当会计。
北京晋阳饭庄以山西太原古郡命名，系京城内的正宗山西风味饭庄。饭庄现址是清代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1724—1805年）的“阅微草堂”旧址。是一座典型的北京传统砖瓦房三进大四合院。院宇幽静，雕梁画栋。院中紫藤覆盖，海棠枝叶茂密，每到春夏之交，繁花竞放，瑰丽多姿。这里的第二进院子的正厅就是纪大学士当年写那部谈狐说鬼的名著《阅微草堂笔记》的阅微草堂。
纪晓岚在这里住的还有两样系纪晓岚当年的旧物，一是藤花，二是海棠。海棠原为两株，是纪大学士亲手所植，并记载着他与四叔家的婢女文鸾的一段恋情。文鸾聪明伶俐，温柔貌美，与纪晓岚两小无猜，长大后，二人在海棠树下海誓山盟，定下终身。因文鸾的哥哥向纪家索要的财礼太高，将两人给拆散了。文鸾为此忧伤过度，香消玉殒。此后，纪晓岚纳了一妾，名叫明棠，长得酷似文鸾。纪氏把她比作海棠，并且在宅内种下两株海棠，一棵纪念文鸾，一棵比作明棠。
       纪氏48岁那年，做了一梦，在梦中与老情人文鸾见了面。纪大学士醒后，站在海棠树下沉思良久，万般感慨，写了一首诗：憔悴幽花剧可怜，斜阳院落晚秋天。词人老大风情减，犹对残花一怅然。海棠留下了纪大学士的一段情话，可惜的是其中一棵海棠在“文革”改造老房时被砍，现在只剩下一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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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阳饭店“头脑”和“香酥鸭”

       北京解放初期，一些解放北平入城的和原在北平搞地下工作的山西籍人士，琢磨着在北京搞一个经营山西风味的餐馆。后由两位山西籍人士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提出建议，并交宣武区操办此事。经过一番选址，最后挑中了纪晓岚故居阅微草堂旧址。当时，旧址已成了宣武区委党校。
       晋阳饭庄1959年开业的，由太原市招来二十多名著名厨师进京组成，提供正宗山西传统菜肴，成为集山西烹调技艺之大成的一家北京著名饭店。饭庄先只供山西籍的老同志招待来京的山西人，属于内部招待所，公款吃喝早就有行规了。西单西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为四川籍元帅们所爱，王府井翠花楼饭庄转为爱吃生猛海鲜的南方首长们服务。直到1963年，北京晋阳饭庄才对社会开放。晋阳饭庄门前的匾额系郭沫若所书，这老家伙，哪有好吃的都有他。文革中，晋阳饭庄曾改名珠市口人民饭店。        2000年珠市口大街扩宽，在东边盖了一座三层楼。
       晋阳饭店最负盛誉的名菜叫“五滋汤”，是用羊后腿肉、山药、鲜藕、酒糟、山西黄酒、腌韭菜等诸种原料制成，具有滋补功能。其制法也很独特，羊肉经过几次熬煮，关键是每次煮时，不断地在未开锅前撇净浮沫，也叫“清汤”，动作要快，撇得要彻底，才能保持汤质纯净。吃时连汤带肉一起吃，羊肉软嫩清爽，醇而不腻，汁色乳白。
       笔者在山西呆了二十年，属于太原铁路分局，每次去太原出差必到迎泽大街晋阳饭店品尝山西名菜“头脑”，名称来源不详。吃“头脑”，必须喝二两黄酒，装在同样的瓷碗里，这才正宗。这是太原名小吃，但在北京晋阳饭庄就改称“五滋汤”了。我在珠市口大街惠中大厦办公五年，经常带客人到晋阳饭店用餐，饭店女经理都知道我好这一口，用山西话说“给陈总上碗‘头脑’”。
       “炒鸡脯”、“太原焖羊肉”、“香酥鸭”、“红白过油肉”、“蝴蝶海参”、“牡丹银耳”、“小炒肉”、“炒杂烩”、“山西蒸肉”等都是晋阳饭庄的名气很大的拿手名肴。最让食客大快朵颐的还是面食，如“太谷饼”、“闻喜饼”、“刀削面”、“猫耳朵”（什锦糖耳朵）、“肉丝炒拨鱼”等。作家老舍曾有诗赞曰：驼峰熊掌凯堪夸，猫耳拨鱼实且华。四座风香春几许，庭前十丈紫藤花。
       山西也有名肴“太原烤鸭”，但不如北京烤鸭有名，于是，晋阳饭店厨师们经过多年研制，提供完全有别于北京烤鸭的一道菜肴，取名“香酥鸭”，自此，北京城有香酥鸭这道名菜。、
         2001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来华访问。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外交部长唐家璇在人民大会堂与鲍威尔举行了友好会谈。会谈后，鲍威尔和他的随行人员突然神秘地“失踪”了。原来，他直奔“晋阳饭庄”，在大堂里找了个座位，品尝起了“香酥鸭”。这是老布什向他推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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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池的“修脚术”

        位于珠市口西大街东口北侧的清华池浴池，始建于1905年，已有百年历史了，其前身是个小澡堂，名叫“小仓浪澡堂”。后来，经一位姓于的山东回民改建扩大，创建了“清真清华池”。当时宁夏省主席、军阀马福祥看上这块地儿，给收购了过来重新整修扩大，建成两层楼房，使清华池成为规模大、式样阔绰、设备讲究的清真浴池。不过，如今的清华池是在原来的清华池浴池的基础上，与汇泉浴池和虎坊桥浴池合并，在2001年扩宽两广大街是重建的四层楼。

         说起来，当年京城大街小巷有不少浴池，能够像同仁堂、全聚德那样成一字号的，估摸着也就清华池一家。那么，清华池能有这么大的名声，靠的还是“一招鲜”的绝活——修脚。其实，修脚成为早年间公共浴池里的一种“享受”还有个变迁过程。最早，各路修脚人员都是摆摊干修，称为“旱窑”。后来发现洗过澡的人来修，脚部皮肤、趾甲膨胀变软，修治脚病容易多了，于是转移到浴池边设摊修脚。再以后，浴池老板将设摊的修脚人员请进浴池内，这就是修脚附属于浴池，称呼为“水窑”并形成浴池一个工种的由来。
        不过，清华池的修脚生意能自成一家，多少占了地利的原因。清代修脚业比较兴盛，南城尤其发达，原因是这里多是达官贵人的休闲娱乐场所，穿官靴的多，得脚病的也就比较多，当时修脚主要是为贵族服务，后来流传民间，慢慢地也就兴盛了起来。1957年至1966年，京城修脚业也曾有短暂发展，清华池由此成立了京城乃至全国第一家脚病治疗室，并积极与中西医医疗技术相结合，由单纯的修脚逐渐变为脚病治疗。这期间，全北京有200多人靠修脚为业，而宣武一个区就集中了70多名修脚师傅。老修脚师傅们还聚在一块堆儿出了一本《修脚术》。等到了“文革”，一纸文件取消浴池里的搓澡工、修脚工。幸亏清华池有个修治脚病治疗室才得以保留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澡堂子就像副食店一样是胡同里北京百姓的必去之处。那时家里一间屋子半间炕，哪有洗澡的地儿。清华池名声在外，赶上节假日就得多排会儿队，这里的水热泡着舒坦，培养了不少“澡腻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楼房拔地而起，平房里的人们一步登天。在家就能淋浴，清华池生意日渐衰落。后来京城新式洗浴中心纷纷开张，挤压之下，2000年左右清华池几乎跌到了谷底。

         过去，京城老少爷们，但凡有个脚垫、瘊子、鸡眼、灰指甲、脚气、甲沟炎什么的，一般都奔清华池来。冲着的一个是清华池的字号，另一个就是清华池的修脚师傅。
        上世纪六十年代，清华池修治脚病师安起老师傅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劳动模范；八十年代，高级脚病治疗技师杜德顺也当选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如今，清华池又出了位专家级的修脚技师金启平。当年，就是金师傅上门给陈云同志修治脚病。
那年，陈云同志已年近九十，因患脚病，中南海保健处找到金启平，因此他去过几次陈云的家。一天，进入中南海时总习惯穿布鞋的金启平刚走到陈云的屋门外，耳力极好的陈云便问：“金师傅来了吧？”
“是我。老首长您好啊？”
陈云特别高兴，坐在了沙发上。金启平找来了一个垫脚的方凳，一看老人脚掌患有疤痕垫核。
“手术不能破，不能疼，必须稳、准、轻。陈云同志体弱多病，不能长时间坐着，必须在15分钟之内修治完。”金启平边想边迅速地干了起来。短短12分钟后，他就完成了修治任务。
陈云同志穿上鞋，在室内走了几步，连说：“谢谢，谢谢。”
        其实，清华池的每位修脚师傅都是经过严格训练，并取得从业资格的，不论顾客职位高低，对谁都一样的热情，对谁都那么认真，这是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有一位家长找上门来，请求为他的孩子治脚病。因为患甲沟炎，上中学的孩子已经2年没上体育课了。得知孩子的脚病能治后，家长忙问：“只带了1000元够不够？”师傅笑了。原来，不到10分钟，病灶处就被处理好，而花费只有几十元，加上以后换两次药，总共也不过百元左右。
       笔者供职的宣武开发公司成立于1981年，办公地址一直在菜市口东侧一栋三册小楼，在早是清代南味糕点稻香村的产业。1992年拆了陶然亭浴池建起一栋六层楼，1993年公司搬到自新路办公。在住宅楼办公有损国家一级开发公司全国“百强企业”的形象，1995年总公司搬到珠市口西大街“太丰惠中大厦”办公，租用二层办公面积，直到2002才搬只宣武门庄胜写字楼。
       被拆的陶然亭浴池与清华池浴池同属一个上级单位宣武区“五联”公司，是1968年把宣武区旅馆业、洗浴业、理发业、修理业、运输业合起来组成的服务公司，故称“五联”。1994年笔者任宣武开发公司办公室主任后，直接负责处理交接“五联公司”回迁房事宜，其中清华池经理也属于回迁户，这我才知道清华池的来历，他们曾几次请我到清华池免费洗浴，但搓澡小费是需要自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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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戏院”与“丰泽园饭店”

       在清代前门外的戏园很多，因清军进入北京后，从政治上的考虑，让会馆、戏园等迁到南城，并不许在内城（东城、西城）建立会馆、戏园。
       清乾隆年间为母亲祝寿，邀请安徽徽戏的三庆、春台、四喜、和春四大徽班进京，到清道光年间，又有湖北的楚戏（现在叫汉剧）也来到北京。后徽戏和楚戏相结合演出，形成了一个新剧种，因是在北京形成的，所以叫“京戏”（京剧）。因北京出现了京剧，由于京剧的繁荣，在前门外出现了很多戏园，最早的一座就要数前门大街路西肉市胡同的广和楼了。虽然广和楼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建立的，但在明末的“查园”茶楼已是演唱的场所。其它像大栅栏里有广德楼戏园（今前门小剧场）、庆乐戏园、庆和戏园（后为瑞蚨祥绸布店），三庆戏园、同乐轩戏园（门框胡同口，后改同乐电影院）、粮食店胡同内路东的中和戏园（六必居南）。在鲜鱼口里有华乐戏园（后改为大众剧场）。除一些正式的戏园外，很多会馆和大饭店也设戏园，像正乙祠会馆、山西平阳会馆、打磨厂的福寿堂饭庄等。
       前门外的戏园在清代和民国时，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很多著名京剧演员在这里演出。像光绪年间出现了十三位著名演员，人称“十三伶”（又称“十三绝”），其中有程长庚、谭鑫培、梅巧玲等。后来又出现了武生杨小楼、老旦龚云浦、花脸金秀山、老生余叔岩、名丑肖长华、青衣陈德林、王瑶卿等。再以后，又出现了“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这些著名演员都在前门外的戏园演出过。民国时，在前门外又有了一些戏剧学校，著名的像喜（富）连成科班，就长期在广和楼演出，长达二十多年。
      老北京的戏园子，大部分是从茶园改过来的。戏园子里摆的是像饭店的方桌子，桌上放瓜果点心瓜子。过去的戏园子里除有捧角儿的乱喊叫外，前台还出现了“三行”，即茶水行、小卖行、手巾把行。正像侯宝林先生相声里所描述的，那时戏园里沏茶倒水、卖烟卷花生瓜子的、扔手巾把的，一片嘈杂，一直到压轴戏开演，才稍静下来。
      过去是不允许女子到戏园子听戏的。民国以后提倡文明新风，破除封建传统旧习，在京城首开剧场的夜晚演出，文明看戏，也开创了女伶可与男演员同台出演等新风气。先后在内城外城开设了新型剧场，先是男人在楼下，女人在楼上。20年代出长排椅子，男女分座区，如长安大戏院、吉祥剧院、开明剧场、第一舞台、华北戏院等。20年代兴演出反封建争取民主自由的新京戏、新评剧、话剧等文明戏，著名坤伶刘喜奎等女伶，在华北戏院出演的新时装戏曾轰动京城，曹禺的《雷雨》、《日出》等，也曾在长安戏院、北京饭店等地由北平剧社演出。
        陈宗蕃先生所著的《燕都丛考》引《顺天时报丛谈》中说：“盖以珠市口大街为经，用以区别雅俗耳。”这话进一步说明，珠市口地理位置的重要，不仅仅是南城一道贫富之分的分水岭，也是雅俗之分而难以迈过去的一道梁。
那时候，有“道儿北”和“道儿南”的俗称，只有老北京人知其含义，这个“道儿”，指的就是珠市口，足见珠市口地位的重要。从清朝到民国，好的店铺，都在珠市口以北；好的戏园子，也都在珠市口以北。就像现在一般有钱的人，不愿意到南城买房子住的心思一样，那时有钱的主儿，可以到“道儿南”的天坛城根下跑马踏青，射柳为戏，是断然不会到“道儿南”的天桥去看戏的，虽然天桥也有不少家戏园子、落子馆。《啼笑因缘》里到天桥听沈凤喜唱大鼓书的樊家树，是落魄穷酸的文人。
在“道儿南”演出的，都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班社，能够在“道儿北”演出的，就是所谓高一等的大班社了。在“道儿南”演出的演员，是没有资格到“道儿北”来演出的。同样，一般在“道儿北”演出的演员，也是不会到“道儿南”去演出的，如果不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不真的到“道儿南”去了，再想回到“道儿北”来，可就难了。民国初，有个叫崔灵芝的，是个秦腔旦角，红极一时，和梅兰芳齐名，无奈之中去“道儿南”演出，便再也没有回到“道儿北”来。
       位于珠市口南北两侧的民主戏院和华北戏院是个例外，即被看做是“道儿北”的演出场所，“道儿南”的名演员也可以在这两座剧院演出。因此，如果“道儿南”的演员，要想出名，必须得使出吃奶的劲儿到“道儿北”来演出。珠市口，就是他们鲤鱼跳龙门的龙门。当年，侯宝林、新凤霞、小白玉霜，还有唱河北梆子的李桂云，一个个从天桥出来，都是必须跳过这道龙门，先得跳到珠市口的开明戏院里演出，得到认可，方才可以再到“道儿北”的其他剧场里演出而最后成名。珠市口，当时就这么“牛”，像如今演员上“春晚”似的，必须得从那里蘸一次团粉、过一遍油，才能够把自己像干炸丸子一样，炸得一身金黄，抖擞着出名。
        民国时期，珠市口以西又出现了三个戏园。在珠市口路南有开明戏园（后改珠市口电影院），华北戏院（今丰泽园饭庄）。在珠市口西路南的给孤寺口开办了第一舞台。这第一舞台可以说是当时最现代化的剧场了。不但舞台大，观众席分为三层楼，有三千多个座位。就和现在的剧场比，也算是大剧场了。在民国时期，天桥也有一些小戏园，像天乐戏园、万盛轩、小小、小桃园等。这些戏园也有演评戏、河北梆子的。下面华北戏院的照片是消失的天津华北大戏院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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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开明戏院建立，在珠市口大街路南。开明戏院是1922年建立，特点是看戏不再由领位领进戏院，而是第一家建有售票房，对外预售戏票的剧院。开明也是新式建筑，维持了很多年，也是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最喜欢的剧场。解放以后改名民主剧场，到了六十年代改名珠市口电影院。开明戏院在现代京剧史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名家荟萃，盛况空前。文革后珠市口电影院停止演出，被东边的北京市工商联占用。
        八十年代在开明戏院一、二楼大厅卖电器，那时候那里的日本健伍音响最出名，经营单位是北京市工商联投资公司下属永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钱宝亮，回族，宣武区政协委员，是笔者5年中学同学。2000年扩宽珠市口西街时，开明戏院被拆掉。清末的一些茶园，到了民国时期也经过了一些改良。例如在西珠市口路北有一座文明茶园。这个茶园在中国戏曲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很多有名的演员都在那演出过。
        文明茶园的建造时间大约是在1907年，也就是在辛亥革/命前夕。这个茶园在建成之后，以标榜文明著称。首先是允许女观众进入茶园看戏，这个在当时也是属于一个特例。文明戏园戏台抱柱的对联，也不像很多旧舞台那样表现人生如戏的虚幻消极思想，而是宣传维新爱国、倡导文明的内容：“强弱本俄顷，愿同胞爱国正宗，此日漫谈天下事；古今无常理，结团体文明进步，他年都是戏中人。”文明茶园从建成以后，一直就是进行京剧演出。谭鑫培最后一场营业性/演出也是在文明茶园。那是在1917年，他和陈德霖合演《南天门》，这出戏也叫《走雪山》，演出中间陈德霖就发现谭鑫培的脸色大变，于是谭从此一病不起，后来在那家花园为接待广西军/阀陆荣廷的演出《洪羊洞》，完全是不得已抱病而为，并非营业性演出。著名旦角王惠芳、梅兰芳等也都在文明茶园演出过。30年代以后，文明茶园改名为华北戏院，京剧就很少在那里演出了，反而是评剧演出比较多。喜彩莲就在华北演出。
          五十年代，北京城南居民多、戏院多、剧团多，这三多促进了城南的文化繁荣。那时以民间职业剧团为主，艺人自己经营，国家不给经济补助，赔赚自己负责。剧团若想生存发展就要以丰富的剧目争取观众，并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观众层来确定自己的演出特色和经营方针。那时群众生活水准不高，戏票价格很低，一般为3角至7角；4角至8角；5角至1元。票价超过1元以上就可以看到表演艺术家了。如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谭富英等等。一般平民家的儿童根本不具备看名角的经济基础，何况名家多在城北“人民”、“吉祥”等剧场演出，若加上路费更增加了戏票成本。更主要的是儿童欣赏水平有限，文戏看不懂，“武戏文唱”更觉茫然，偶尔由家长带领破费看场名角演出，又看不出哪里演得好，倒不如城南戏院剧目多，表演时间长，文武带打，热闹非常，可称是“物美价廉”。由此不禁想起当年华北戏院的演出情景。
        “华北戏院”位于西珠市口大街路北（现为丰泽园饭店），是那时设备较差的老戏院。观众席为长条木椅，舞台是凸出的半圆形，观众可以从三个方向看戏。看戏时冬天不用脱大衣，炎夏时观众的一片摇扇声能压过鼓师的“丝边”。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平民剧场，当年却演出了不少好戏，涌现过许多优秀的演员。
        长期在“华北”演出的是北京联谊京剧团。由于看“本戏”有了戏瘾，许多“庆乐”的小观众便开始向其他剧场移动去看那些没看过的戏，“联谊”有文有武、剧目丰富，自然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
        领衔主演李金声是菊坛名宿，是人称“活关公”李洪春的长子。他文武兼备，红生戏更得嫡传；他扮相清秀、嗓音圆润、会戏很多，用行话说是“文武昆乱不挡”。他扮演的长靠戏如“截江夺斗”、“连营寨”之赵云；武生戏如“伐东吴”之黄忠、“陆安州”之陆登；短打武戏如“连环套”之黄天霸、“龙潭鲍骆”之骆宏勋；红生戏如“千里走单骑”、“走麦城”、“汉津口”之关羽等都很精彩。他演戏时稳而不瘟、勇而不燥，规范中见豪放、激烈处有人物。给观众印象最深的戏是全部“连营寨”。前面“伐东吴”饰黄忠，身段好看、唱念动听，把黄忠临危不惧、誓不服老的报国之情表现得生动感人；中间“捉潘璋”饰封神后的关羽，舞台上一束灯光笼罩神龛，关羽中间威坐，左首关平捧印，右首周仓托刀，犹如雕塑般庄严肃穆，博得观众热烈掌声；见潘璋时，“丹凤眼”圆睁，威光怒射，慢说潘璋，就是观众也望而生畏，全场鸦雀无声；后面“连营寨”中扮赵云，在“急急风”的伴奏下策马狂奔，开打中疾如闪电，把赵云舍生忘死、衷心救主的英雄气概表演得极其精彩。这种“一赶仨”的演技使李金声的功力得到充分施展，观众看得津津有味，至今难忘。
       联谊京剧团为华北戏院带来了繁荣，也使城南观众看到了许多好戏。后来在剧团下放整编中，“联谊”一度迁到北城朝阳剧场演出，后为支援外省市，全团迁往广西柳州，从此“联谊”便无声无息了。
       文革中华北戏院停演，空了整整四年。1971年二层楼高的华北戏院被拆，与东侧的丰泽园饭庄四进平房四合院一起，建起了带旅游客房的三层楼——丰泽园大饭店。建筑设计单位是建设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该建筑设计 方案曾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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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泽园饭店”是一家中外驰名的老字号企业，位于珠市口西大街路北，是在原华北园戏院的基础上新扩建成的具有国际三星级水准的饭店，还设有一百多张住宿床位，是集餐饮、住宿、娱乐、购物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的涉外单位。
饭店以经营餐饮为主，可同时接纳700多位宾客就餐，经营正宗山东菜，同时兼营北京烤鸭。丰泽园的拿手名菜有：一品官燕、通天鱼翅、葱烧海参、沙锅鱼肚、清炖裙边、烩乌鱼蛋等。当然这里的当家菜是“海参王”。常来的老主顾有句俗语，“不点‘海参王’上丰泽园干嘛来。”
     1930年北京“八大楼”新丰楼的名厨师栾学堂拉出一帮人单干，由同德银号经理姚泽生出银5000元在西珠市口购买了房子。一日，姚泽生邀栾学堂到中南海公园游玩，不愿意使用“馆、轩、斋、楼”等俗名的姚泽生，看中了丰泽园这个名字。然后托人请大书法家李奇挥“抓笔”悬肘写了“丰泽园饭庄”五个大字。
       当时，丰泽园饭庄是个四进的平房四合院，青堂瓦舍、门面精饰、环境高雅、风格别致的大饭庄。餐厅座椅依时令更换，冬绒夏藤；台面设计新颖，四周镶嵌白银；餐具是清一色的银器，并有康熙、乾隆、光绪年间的彩花酒器，十分名贵。饭庄一开业就以上层人士为服务对象，聘请名厨掌勺，菜肴选料精，制作细，色美味香，成为京城达官显贵、社会贤达、知名人士的好去处。因此，生意非常兴隆。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丰泽园已经发展成为京城最大、最有名气的饭庄。由于生意红火，丰泽园相继在烟台、天津、上海、南京、开封等地开设了分号。丰泽园创始人栾学堂的山东老乡也以“丰泽”为名，在香港、巴黎等地开设饭馆，有的叫丰泽楼，有的就叫丰泽园。一时间，丰泽园的名气不仅誉满京华，而且名扬海外。
       1952年，国家出资，丰泽园实行公私合营。这是北京饭庄实行合营的第一家。同时，丰泽园饭庄以著名的鲁菜及优质的服务，不仅成了名人聚餐的地方，而且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宴会活动的重要场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同志都曾在丰泽园宴请过宾客。当时，毛泽东主席在家中接待贵宾，也经常请丰泽园的师傅去掌勺。
解放后丰泽园饭庄更加红火。特级厨师牟常勋因头大如斗，外号叫“牟大头”。50年代，他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毛主席笑着对他说，“你就是牟大头吧，贵宝号和我的住地都叫丰泽园，很有缘分。代我向全体职工问好。”
      “文革”开始后，造反派们首先对丰泽园开了刀。作为“四旧”，他们将李琦写的“丰泽园饭庄”的匾额砸烂，扔进了垃圾堆；把记载山东菜风味的资料文件和菜谱，付之一炬；甚至把许多珍贵的银器、瓷器、硬木家具，也给砸烂、毁坏……最后，丰泽园饭庄也给改成了“大众餐厅”，强令一大批名厨去烙大饼、蒸窝窝头、擀面条，临街叫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
       万里同志重新工作不久，就亲自过问丰泽园的情况，指导大家恢复正常经营。为了扩大丰泽园营业面积，万里同志又亲自批示，将前院和相邻的华北戏院原址拆除，盖了一座三层楼。1972年4月，老四合院整饰一新，新楼落成，名厨们各就各位，丰泽园饭庄才又正式开业。不过，当时还不敢恢复“丰泽园”原名，只是将“大众餐厅”改成了“春风饭庄”。
       丰泽园老字号的恢复，还多亏时任外交部长的姬鹏飞同志。1972年4月，由于外事工作需要，姬鹏飞同志到丰泽园视察工作。看到丰泽园不仅整修一新，还扩建了小楼，他十分高兴。不过，当抬头看到大门上的匾额时，姬鹏飞同志皱起眉头。“为什么**风饭庄？老字号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改？”他当即指示：“外国朋友只认得丰泽园，你们马上报告你们的上级，要恢复老字号，挂丰泽园饭庄的匾额。”
       最终，在姬鹏飞同志的干预下，上级主管部门要求立即摘下“春风饭庄”的牌子，挂上“丰泽园饭庄”老字号的匾额。可是，这下又难住了丰泽园的人。因为李琦题写的金字大匾额，早被造反派们砸烂了。为了应付即将接待的外事活动，饭庄只好用纸写下“丰泽园”三个字，压住“春风”二字，将此次外事活动应付了过去。不过，从这以后，丰泽园饭庄总算恢复了老字号。
       2003年4月18日，丰泽园举办了一场寿宴，专门给丰泽园国宝级烹饪大师王义均过七十大寿。王义均祖籍山东，出生在中国名厨之乡福山县。他从十三四岁就进入丰泽园当学徒。1955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给元帅、将军们授衔宴会上，王义均被请去当厨；1983年，首届中国名厨烹饪大赛上，王义均被评定为中国十大名厨之一，成为惟一双金奖获得者。2000年，经国家国内贸易局全国饮食服务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评定出55位德高望重、出类拔萃的厨师，授予“中国烹饪大师”称号。王义均名列第一。
      丰泽园为王义均办七十大寿，既是对他老人家50多年来为饭庄所做贡献的肯定，又是为了包装丰泽园葱烧海参这一金牌菜品。当时，丰泽园开展了一项建言活动，全体员工共同商讨丰泽园老字号的定位、发展等问题。最终，大家的思路集中到一点上来，做好餐饮首先需要突出金牌菜。而丰泽园四五百种菜品当中，真正称得上看家菜的非王义均的葱烧海参莫属。王义均烹制的海参类菜肴确实堪称海内外一绝。尤其是葱烧海参，在“色”泽上呈红亮色；“香”味上葱香浓烈诱人；“味”道上咸鲜适口；造“型”上十分美观，成为海参菜品之首。在1983年的全国烹饪技术比赛中，他凭着一道葱烧海参赢得了金奖。从此，在国内餐饮界有了“海参王”的美誉。
        笔者曾在丰泽园对面的太丰惠中饭店大厦办公期间，因身兼总公司办公室主任，为就餐领导点菜是我分内工作之一，在丰泽园我可以不看菜单，闭着眼点出十几道这里的名菜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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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国字号”百年老饭店——东方饭店

      北京的百年老店——饭店实在不多，不过三家而已。它们是1900年创办的北京饭店、1905年建造的六国饭店(今日华风宾馆)、1918年开业的东方饭店。它见证了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走向共和社会的过程。
      东方饭店位于珠市口西大街中段南侧的万明路，当时北京最繁华、热闹的区域之一——香厂区（因制香贩香者多而得名），即建于元朝的万明寺旧址一带。解放后是北京市政府的定点会议饭店，现在是北京首旅集团旗下的三星级中外合资旅游饭店。1918年开业，最早为三层小楼。1955年公私合营，2006年重新装修。

这一区域曾被称为“香厂模范新市区”，是北洋政府市政规划、建设的一个招牌。东方饭店的起源要追溯至民国三年（1914年），当时的“香厂”地区已经相当繁华，1917年建起的“香厂新世界”仿照上海“大世界”格局，里面剧场、舞厅、餐厅、购物商场应有尽有，其中的电梯、暖气、电扇和“哈哈镜”让北京人大开眼界。加上其后建成的“城南游艺园”，这里每天的客流有万余人之多。有眼光的投资人提出了在这里建设高档饭店的方案。饭店为股份制，定名“北京东方饭店”，首任经理为深谙商业运营之道的浙江人邱润初。1918年2月19日，东方饭店开业，京城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消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凡有骨气的中国上流社会人士，包括政界要员、商业大亨、文化名人都愿下榻东方饭店。因为北京饭店是法国人开办、管理；六国饭店是英国人奠基、主事；惟有东方饭店是中国人创办、经营。
东方饭店，顾名思义，它是东方文明古国的饭店。作为地道的国产旅游企业，它是北京乃至中国第一家，即由中国人自己利用股份制筹资、建造、经营、管理的高档现代饭店。

       它在打造之始，便立志在旅游饭店业内为中国人争气。在豪华、舒适、便利程度上，不让当时京城欧美资产高级饭店。其所有客房配有电灯、电扇、暖气、抽水马桶、热水沐浴等设备，客房卫生间达到4.8平米，和现在的四星酒店相当。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东方”就已经做到每个客房配备电话，而当时的六国饭店只有不到一半的客房能通电话。以致旅游饭店业兴盛在前的大上海的报纸上，也有人发感慨：“每房间有一部电话，始创于东方饭店，今之上海已有效之者。”
何止是电话便利，专为客人提供的有偿（城内外旅游观光）、无偿（火车站至饭店接送）轿车服务，在业界亦领先潮流，为时尚先锋。1918年北京登记在册的轿车数量，包括总统、总理等政府首脑和外交使团、外国商社所用在内，总计才154辆。而“东方”就占据7辆。
      东方饭店，不仅仅是一座饭店老字号，实乃人文北京之生动标识与诠释。一些近代重要历史事件收藏于客房，许多文化人的艺术思想与创作灵感萌生于咖啡厅，鲜为人知的人物交往与情感纠葛酝酿于餐桌。

     我们在北京再也找不到一座老饭店，像东方饭店一样，如此牵动一颗中国心；再也找不到一处拥有众多客房的地方，像东方饭店一样，如此情系几代文化人。在这里敲一敲门，就会撞见一位历史舞台上红极一时的文化名角儿……
东方饭店，东北指向大栅栏，西北临近琉璃厂，东南瞩望天桥与天坛，西南则毗邻会馆集中地与陶然亭，地处历史上“宣南文化”圈的中心，可谓得天独厚。
       别的不说，只说饭店前的欧式圆形街心广场，曾设置了整个北京城第一处路灯和第一个交通岗亭，你就知道此地是一时光怪陆离、游人接踵之宝地。
       现在一走进这南城僻静处古色古香、每一级木制楼梯、每一间老式客房都暗含岁月沧桑的饭店，就被它神秘、内敛、迷人的气质所征服，甚至不自己花钱住上一晚就不忍离去。陈独秀在这里为《新青年》起草榜文，鲁迅写下了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中国普通话是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等4个人在东方饭店里反复比较后，打败广东话，决定汉语普通话以北京音为基础，以北方方言为规范，很快就在全国得到推广。
       在保存至今的老东方饭店的三层小楼，每一间文化名人住宿过的客房都挂上标志牌，上面镶嵌人物肖像画或照片和简要文字说明。名人客房的陈设古朴典雅，硬木家具深沉稳重，古玩字画才艺绝佳，一应用具不事昂贵但求简洁，旨在体现文人雅兴与情趣。
      
      2006年6月，东方饭店老楼按照历史原貌修旧如旧，客房全部改为名人间。在考察了天津“利顺德”和上海“浦江”后，东方饭店吸收了经验和教训，名人间全部按照“风格统一，各有特色”的思路进行装修和装饰。蔡元培房间里放着软榻、钱玄同房间里有仿旧的英文打字机、班禅曾下榻的房间里装饰有西藏唐卡……东方饭店将专门制作一批高仿的名人手迹装饰房间，更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VIP套房，里面全部是民国时期的真品装饰，从字画、瓷器，到餐具茶具，就连卫生间的部分洁具也全部使用真品。
除了有29套以名人命名的主题客房，还配套推出民国宴，建成民国舞厅、电影厅和民国会议厅等，东方饭店将成为中国首家以民国历史为卖点的主题饭店。
      酒店还将一楼咖啡馆装修成民国时期的复古风味，咖啡馆名称即为“1918”。东方饭店目前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酒店以历史唤醒消费行为的活标本。
   
      为了打造民国主题饭店深入研究民国文化一年多的曹鹏说，自己曾在南京吃过“民国菜”。“庆龄酥排骨、大千红烧肉，每道菜据说大有来头，但食客甚少。原因在于虽然遵从古法，但现代人未必接受。”他举例，“大千红烧肉”块大肉肥，在民国吃上这样的菜品算是“打牙祭”，现在却恰恰相反，而且名字似乎也不雅。因此，东方饭店的民国菜将主打文化牌，在菜单上看到“天下为公”、“抱石醉酒”、“一方独秀”、“百年辛亥”等新奇的菜名。
      据曹鹏介绍，以“天下为公”为例，饭店挖掘出了30多种民国菜肴。比如，孙中山先生前爱吃豆腐，还专门写过文章。因此，饭店的头牌菜“天下为公”就以豆腐为主原料。借鉴“中山醸豆腐”这道菜，专门定做了造价上千的特色蓝底盘，用豆腐、蟹肉摆出“天下为公”的字样，味道又鲜又嫩。头牌菜“百年辛亥”，则以上好的日本关东参为原料。辛亥革/命的旗子是“九角十八星的旗子”，红色代表铁血，黑色代表武器，十八星代表十八省独立。值得一提的是，濒临失传的民国菜“九转大肠”，让在天津经营餐饮的袁世凯的孙女品尝后，赞不绝口。
      现在，入住东方饭店的客人每周都可以在花园中观看到清末时的老电影，在这里有中国电影资料馆提供的500部老电影。东方饭店至今还保留着一部当时为客人放电影的1920年美国产贝尔16mm电影机。东方饭店将打造专门的电影厅，还打算收集民国时期的例如《明月》、《明星》等老电影杂志供客人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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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丰惠中大厦

       位于珠市口西大街120号的太丰惠中大厦，其前身是建于1935年的惠中饭店。原为两层小楼，中式木结构，四进院落，有100多间客房，一层经营正宗鲁菜，设施水平在当时仅次于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为南城之首。在天津也有一家惠中饭店，属于同一个投资人。
       天津惠中饭店的投资人是曾任热河督军的汤玉麟等，实力不俗，饭店的西餐也名噪一时，三教九流，纷至沓来，熙攘热闹。作家、艺术家是观察、提炼生活的高手。20世纪30年代，曹禺曾住过惠中饭店，正是在这里，他看到了像陈白露那样的交际花，像潘月亭那样声色犬马的“大人物”。名著《日出》中的部分情节就取材于天津惠中饭店里的故事，以惠中饭店为背景，写出了鞭挞黑暗社会巨作。抗日战争前夕，刘少奇曾以商人身份住在北京惠中饭店，开展地下工作。
      惠中饭店属民国官僚资本，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以后，被北京军事委员会接收，成为政务院办公厅下属第三招待所。
1952年国务院成立中央机关饭店招待所管理委员会，统一接管了在北京的中央、军委等机关所属的各类饭店75家，大部分改称为机关内部招待所，包括原属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服务处管理的远东、西单、永安、惠中四个饭店。惠中饭店曾更名为惠中宾馆，直属国管局。
       从“一五”开始的1956年起，为确保国家重要物资的平衡，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采取“物资订货会”的形式，对钢铁、煤炭、水泥、有色金属、农机产品、仪器仪表、机电产品、电线电缆、化工产品、木材等十余种重要物资，在国家确定的数量、价格和运输计划范围内，进行产销对接，甚至某个工厂生产的某种产品以什么价格卖给哪个工厂都由国家指定。按照惯例，每年12月下旬，中国煤炭、电力、钢铁、化工、电子、农机等行业企业将聚集在一起（一般在北京）召开一年一度的物资订货会。二十世纪末，这类国家物资会形式早已自行取消，只有供应紧张且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的国务院“电煤”订货会还保持至今。
1984年重建的惠中饭店，主楼地上17层，地下1层，配楼4层。主楼首层、二层为商务中心、银行、邮局、票务中心和餐饮、娱乐设施；3—17层为写字间，有400对个独立的办公空间。投资建设单位是国管局。
       “太丰惠中大厦”由屡获国际设计大赛殊荣的香港许李严建筑师有限公司精心设计，尽现现代建筑风格。大厦总面积近3万平方米，由主楼与两配楼组成。大厦拥有不同规格写字间，可满足客户22.71—1000平方米的不同需求。大厦集办公、商务、餐饮、娱乐于一体, 大厦设有商务中心、票务中心、邮局、会议室等完善的商务设施；并设有班车、浴室、停车场等服务设施；标准写字间格局方正，装修考究，使用功能合理；单位面积22.71平方米的标准写字间有2间套—4间套。室内拥有温控中央空调、菲力普吸光灯盘、进口壁纸和地毯、强化玻璃门。入住即可办公，毋需装修。大厦地下一层没有停车场，楼后设独立的停车场，可以停车100多辆。用现在的观点看，属于设计落后了。
       1994年12月12日，国管局与香港彼林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书，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北京市太丰惠中大厦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193万美元，中方出资53685万美元，占45%股份，港方出资65615万美元，占55%股份。拆掉原惠中饭店，建太丰惠中大厦，建成后，原惠中饭店工作人员整体参加合资企业太丰惠中大厦工作。2000年投资商对大厦进行了重新装修改造，使大厦的使用空间更加舒适合理。
        “太丰惠中大厦”占地面积很大，大楼南侧平房院能停八九十辆机动车，在没有扩宽珠市口大街前，饭店门前珠市口大街上可以停放五六十辆机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