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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我和家乡延庆的360名青年应征入伍，来到隶属广州军区空军的广东、广西、湖南三省的军营。我的部队在广东。每逢外省的战友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北京人时，他们都会说：“首都来的！”言语中透着对北京人的羡慕。其实，我的家乡在距京城七十多公里的延庆。那时延庆至京城最便捷的公路，是穿越八达岭、居庸关，贯通关沟的一条山路。七十多公里的山路，对于延庆人来说是那么遥远和颠簸——还有一条公路，叫108公路，要绕道四海、怀柔，还不如关沟这条路便捷——不像现在，随便什么时间到延庆街头乘上一辆919公交车，花上几块钱，北京，“咣当”一下就到了。我们现在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北京人。
由于上军校的缘故，我离家四年零十天才第一次探家，就像一个游子，思乡之情溢于言表。1983年元月3日，广州开往北京的48次特快列车晚点，原本36小时的车程，我在火车上摇晃了40个小时才到北京站。看着满大街穿棉猴、裹大衣的人流，呼吸着久违的冰冷的空气，我想起一句经典电影台词：“又喝到家乡的水了！”
那时的北郊汽车站是往来延庆长途班车的始发站，我提着两大包对家乡亲人沉甸甸的思念，下午两点钟才从北京站“挪”到北郊汽车站。还好，去延庆的长途汽车每两个小时一班，我买到了下午两点半的车票——我离家的几年，家乡有了很大变化，延庆至北京的长途汽车多了，这期间又开通了一条公路，就是110国道，当时叫107公路——晚饭可以回家吃了。我以喜悦的心情计算着到家的时间。
北郊汽车站宽敞、破旧的大厅里到处洋溢着家乡的温馨，面对那些熟悉的装束、久违的乡音，我异常兴奋，看所有人都像是我的亲人。
网络配图
那天的天气出奇的冷，我穿着南方部队配发的所有冬装，而等车的其他男人们大多是皮帽子和臃肿的棉衣，最一致的是人们手里提的“蛇皮”袋子。我不时听到拖着墩布的女工在候车大厅里喊：“嗨，把你的口袋挪挪！”“说你那，把烟头扔到外面去！”我耳朵里还不时灌进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土老帽”等词汇。
两点半到了，人们纷纷往登车的侧门挤，有排队的，也有加塞儿的。人们挤呀、夹呀，夹呀、挤呀，可折腾了半天也没有发车的迹象。又折腾了很长时间，大概是等待的时间超出了某些人的忍耐，便有人去找车站工作人员询问。这时人们相互传递一个消息：凑不够一车人，等下一趟班车一起走。就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人们又“心安理得”地多等两个小时。
熬到下午四点半，去延庆的最后一趟班车终于出发了，两车并一车，四十多人的座位，硬塞进六十多位乘客。大伙儿的行李，有的抱在怀里，有的举过头顶，有的就在脚下踩着。客车像一头负重的老牛，喘着糙气出发啦。
最后一趟班车要绕道永宁回延庆。绕道永宁就意味着要走108公路，108公路相对107公路和关沟路路程远不说，山路还多。破车、险路、人多、天冷，我们就这样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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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过了十三陵的泰陵，也就是昌平下口村、上口村的位置，车在路边一个小饭店门前停下，饭店里跑出一个女孩，用现在的话讲顶多也就是个柴火妞品味的女孩，她站在车下和摇下车窗玻璃趴在窗口的中年男司机旁若无人、肆无忌惮地打情骂俏。车停了挺长时间，车上的乘客就那么等着。车厢里的人像插萝卜似地一个紧挨一个，大伙儿身上不觉得冷，只是脚冻得不行，特别是我，穿的是部队配发的三接头单皮鞋。我们这些“上帝”一个个敢怒不敢言，纷纷在车厢里跺起脚来……
车到永宁下了大半的人，我才找到座位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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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夜晚来得早，天已经很黑了，客车才到延庆。延庆到我们村还有十三公里的路程，没人接站、没有班车、不通电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家！
这些已成为对过去的记忆。那时的客车、车站、道路交通，连同那时人们的装束、观念和精神面貌，统统被历史定格在今天博物馆刚刚粉刷过的雪白的墙壁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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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3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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