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穷凶极恶的政治家会给予鄙视但不会仇恨,但会为一个普通人的一句恶俗之语抽他一巴掌,即使他很应该尊敬。
假若有人在我面前大谈江青的伟大,我只会可怜他;假若有人在我面前大谈村上的俗鄙,我会抽他。
如果他大谈周作人是汉奸,我会甩下一句“无知”拂袖而去。但我也以为周作人是汉奸,只是更关心一向反战的他为什么要做汉奸。
将“我不反对communism,但反对媚俗”当做座右铭。
如果一个人很低俗,而我以为他应该高尚,我就会嫉恶他,看见他就想抽他。如我认为余秋雨完全是学蠹,重读他的文章只能感到失望,而就在初中时还将他的教诲奉为圭臬。
如同新一厌恶卡特斯,我开始排斥一些有我不能接受的瑕疵的美好事物。
我最讨厌在北大中文论坛看到恶俗的人,每次看到这样的人就会上去抽他,然后反省自己的无能。所以我很少去北大中文论坛。(不管是不是在高三,和媚俗者作战都是浪费生命。)
当我明白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媚俗的人,即使学者也有不少是不会用自己的脑袋而只会搬弄空洞术语的饭桶,而且毫无可以改善的希望时,我还真是感到悲观。尽管这是我早就承认了的。
我不喜欢逻辑。但逻辑确乎比文学可爱。假若我对一个说周作人是汉奸的人说:“他和汪精卫究竟是不同的。”那个人就会回答:“软弱的周作人和无耻的汪精卫都是汉奸,无甚不同。”。而假如我说:“周作人和汪精卫有相同处,即他们都是汉奸;但周作人平生有价值的思想占了大多数,汪精卫的集合里只有青年的那一小部分是有些价值的。”他就无法用他那狡辩术反驳了。
不过逻辑也抵制不了媚俗。只要他说:“不管怎么,是汉奸就该一笔勾销。”我就无法可想了。
可见,有时并不需要统治者来罔民,民是愿自罔的,常常如此。
周作人:我希望在通衢建一座象牙塔。我既欣赏人间的情味,又感到自己究竟不同。
但他忘了,象牙塔那玩意若建在通衢,则贩夫走卒引车买浆之流都可以欣羡,转而仇视,转而一哄而上拆砖卸瓦。除非他给每个人都建一座象牙塔,否则他就难以在他的园地里安居。
上一条也适合鲁迅。不过他在没被拆台之前就去世了,这很好,虽然可悲。
一个理性的社会中,伟大的思想至少可以苟且偷生,只要他不起眼,无人欣羡;一个失去秩序的社会却可以仇恨把一切美好都彻底毁灭,而且其后的几十甚至几百年都无美好事物产生。
我们正处于这后野蛮期。
我不大喜欢芥川龙之介。一个发现“我们人类太可怜,非得互相怜悯不可”的地震警卫员,虽然不会把自己的所有食物都用来赈济灾民,至少还会分出一口威士忌。有这一口威士忌,可怜的人类就能不绝如缕顽强延续,一切美好的事物才能从此衍生。
可是,每当我读他的书,便觉得他句句道着我的心事。呜呼,芥川龙之介!
劳动人民不高雅,但也绝对称不上恶俗。因为恶俗不仅俗,而且恶。如果易中天、郭德纲很俗,那我宁可俗,也不要什么高雅。
书评家:《天黑以后》讲述了日本年轻人的莫名其妙和整个日本社会的莫名其妙。
村上君:您真是莫名其妙。不过您说得对。
某北大生:我们北大只培养学者,想当作家的请别处高就。
某想当作家者:江南水师学堂的电话是多少?
某想当学者者:作家是培养出来的?哪本书里写的。
闻一多:幸亏我解放前就挂了。
白居易(或者韩愈?真是想不起来了,罪过):李杜一生中最大的缺憾就是没有做大官。如果赠给他们美好的封号,他们也该瞑目了。
苏东坡:是啊。可是我听说太后要请司马光做宰相,是抬着他去的呢!
章敦:因为他不是诗人,而你是。
章敦又言:要做大官的诗人都是白痴。不过韩愈更是,我站在独木桥上都不怕掉下去,他老人家爬上个小破山就吓得魂飞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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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受月神阿尔忒密斯护佑的小妹妹,终究不是凡人。凭这篇文章足以傲世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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